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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厢记》对婚姻礼教的挑战

发布日期:2023/7/7 作者:xzzfw2019 文章来源: 点击率:1779
元代王实甫创作的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》杂剧(后被明代的李日华改编成南曲《西厢记》),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《西厢记》的故事出自唐代元稹的小说《莺莺传》。金代的一位姓董的读书人,依据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《莺莺传》改编成《西厢记诸宫调》,把原来故事中的主人公莺莺写成是博陵郡人。定州在隋代就称博陵郡,所以在博陵一带莺莺和张生(君瑞)的故事流传相当广泛。剧作者王实甫曾任陕西县令、陕西行台监察御史。后来由于他不满当时官场的龌龊,愤而辞官,决心以写戏抒发心中之郁闷。于是他回到出生地中山府,开始了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》的杂剧创作。

原来的小说叙述书生张生游学蒲州,与寄居普救寺的崔相国之女莺莺相恋,后入京赴试,将她遗弃。王实甫改写了这个始乱终弃的悲剧,让张生在普救寺相遇相国小姐崔莺莺,一见钟情,而无计亲近求爱。恰遇叛将孙飞虎率兵围寺,要强索崔莺莺为压寨夫人。崔母惶急之下向寺内僧俗宣布:能退贼兵者,愿以女妻之。张生于是挺身而出,写信给友人白马将军杜确,杜确领兵前来解围,救了崔氏一家。事后崔母悔婚,令君瑞与莺莺兄妹相称。莺莺侍女红娘仗义相助,先教张生隔墙弹琴,打动莺莺,又为他们传递情诗。莺莺约张生后花园相会,见面后又突然变卦,并有斥责之言。张生病倒书斋,莺莺这才决定以身相许,终于在书斋幽会成亲。崔母发现后,拷问红娘,红娘据理力争,并谴责崔母有过错。崔母无奈,允许二人婚配,但又以门第为由,要张生立即上京应试。十里长亭送别之后,张生到京考中状元;而郑恒借机编造谎言,说张生已在京另娶,老夫人又一次赖婚,要莺莺嫁于郑恒。后张生赶来,郑恒撞死,崔、张完婚。剧中对青年男女幽会、私奔行为的大胆描绘以及剧终时“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”的祝福,都明确宣告了自主婚姻的合法性,尽管它仍属于才子佳人式的一见钟情。在封建正统观念看来,一见钟情的本身,也是十足的叛逆。颇具说服力的团圆结局,成为中国戏曲的常用模式。

贯穿《西厢记》全剧的一根主线是剧终时“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”的这句祝福,因为具有这一思想,所以,王实甫在剧中对古代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的婚姻礼教提出了挑战。

第一,《西厢记》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,否定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。老夫人是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》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,她的一段“子母孤孀途路穷”的唱词,反映了她对门前冷落、世态炎凉的感伤,这对老夫人性格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。正是由于她痛感门庭冷落、处境凄凉,所以她特别想为女儿寻一段既可以维持崔家贵族之家的社会地位,又能给女儿带来幸福的婚姻,因而,如张生这般之人断然不是老夫人的理想人选。但事与愿违,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张生相爱本身,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、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背叛。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。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,经过联吟、寺警、听琴、赖婚、逼试等一系列事件,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,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相契合的感情。

第二,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。张生为莺莺而“滞留蒲东”,不去赶考;为了爱情,他几次险些丢了性命,直至被迫进京应试,得中之后,他也还是“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”。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叮嘱张生“此一行得官不得官,疾早便回来”,她并不看重功名,认为“但得一个并头莲,煞强如状元及第”。与张生相比,莺莺对爱情的追求更是强烈,在与张生互生情愫后,她全然不顾世人的眼光,主动接近张生。送张生进京赶考时,她对张生能否高中毫不介意,只盼他早日考完,早日归来。这种毫不掺杂物质诱惑的纯洁爱情观,令人动容。

第三,不仅是张生和崔莺莺敢于挑战婚姻礼教,丫鬟红娘也与他们志同道合。她本受崔夫人之命,去监视小姐的一举一动,结果却成了帮助小姐追求自由爱情的好帮手。她聪明机灵,有智有谋,周旋在张生和崔夫人之间,每每都会将强横的崔夫人逼得无言以对,说她是张生和莺莺的爱情参谋,一点儿都不为过。二人最后能有情人终成眷属,实在要归功于红娘从中穿针引线。

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,已经不再停留在“才子佳人”的模式上,也没有把“夫贵妻荣”作为婚姻的理想。他们否定了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的联姻方式,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,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。《西厢记》结尾处,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地表达了“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”的美好愿望,表达了反对封建礼教制度的进步主张,对后来的《红楼梦》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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